然而，在现代法律已经增多的形势下，解释并不能过度。

这两项权利所涉及的是人类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地位与秩序。循环时间观是通过现象世界来阐释时间的，它追求的是整体性与永恒性。

他所说的权利在现在是清楚而确定的，正是权利的现在呈现。但是人类社会的本性不允许有任何很大程度的精确性。这里所说的积极方式，是指以不破坏现时财产的分布状况，但是却可以通过社会秩序的重塑而实现财产的增进。在这个无法实现的条件面前，萨西格茫然不知所措。对于时间的出售和消费活动，就是对于将来的处置。

人们并不是在具象的自然或历史中寻找自由平等的踪迹，而是现时地用抽象的方式进行设计并在内心确认。智力财产权是自近代以来才逐渐兴起和繁盛的，并在现代社会中变成了极为重要的权利类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布莱克门大法官为代表的多数意见支持了罗伊的诉讼请求。

关于人权的道德性另外一种表述思路最著名的是李步云教授提出的人权的三种形态论。不仅如此，李步云教授还认为，道德人权既可以表现为法定人权，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实现，因此，应有人权并不完全需要法定人权来加以实现，由此，法定人权在实现应有人权方面只是起到了主要的作用，而不是履行了保障道德人权全部实现的功能。1973年，联邦最高法院以6∶3的多数意见裁定，德州限制堕胎的法令过于宽泛地限制了孕妇在妊娠过程中的选择权，侵犯了联邦宪法修正案第14条所保护的个人自由，构成违宪。伦奎斯特法官在此案中代表少数意见认为，罗伊案例由于与婚姻无关，因此，它不涉及到隐私权问题。

长期以来，有不少人看不到人权作为一种道德权利所具有的起始性、权威性，仿佛人权是可以由国家法律任意表现、可以由法定权利完全取代的，例如，将人权等同于公民权，或将公民权等同于人权。从36个州有关堕胎的立法史来看，妇女的堕胎权利一直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不可能是一项基本权利，因此，不应当受到任何特殊保护。

当我们依人道主义原则救助弱势群体、依现代民主理念既要服从多数又要保护少数时，人权的伦理性也是显而易见的。[4]《立宪纲要》，北洋官报局，光绪丙午（1906年）季秋。法定的人权如果不能实有，则法定的人权就是虚假的。[3]参见沈宗灵：《二战后西方人权学说的演变》，刘升平、夏勇主编《人权与世界》，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第111～113页。

不请求国家之刑罚，则何以能保国家之安全乎？于个人之损害，虽为可忍，然其宽纵毒害国家者之责。（3）人权是平等地属于所有人的那种普遍的道德权利（美国的温斯顿）。以笔者阅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法学分馆藏书1906年的《立宪纲要》的论述为例，其对权利与义务关系的理解以及因此而对人权观念的看法，迄今仍有很好的借鉴意义：立宪国之臣民与未立宪国之臣民何所以异乎？一言以断之，曰立宪国之臣民对于国家享有种种之权利，亦即负有种种之义务而已。大多数论著在区分人权与法律权利的同时，指出了人权的道德性，也就是说，人权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权利，人权具有道德性。

[10]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史观来看待人权与道德的关系，不论一个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特定国家，人们如何去理解人权的性质和内涵，人权作为人与人交往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和必要条件，本身具有很强的客观性，它并不是以谁的主观爱好为转移的。人权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法律来加以确立的。

所谓存活的可能性就是指胎儿能够脱离母体、借助人工辅助而成为生命。然非惟无所相悖，必相依相扶。

当然，法外的人权也不具有公共道德的意义。二是联邦德国宪法法院处理的艺术自由的宪法限制案[12]。原告在诉状中辩称：只要是熟悉三四十年代德国戏剧史的读者，都必然会将小说主人公黑福根与格林更斯联系起来。二、从历史唯物主义看人权的非道德性既然人权问题深陷道德问题的陷阱，那么，能否跳出人权与道德之间关系的窠臼呢？也就是说，在理论上论证人权与道德无关，或者是人权在本质上不属于道德的范畴，只是可以运用道德来加以评析？笔者曾就人权与道德权利的同一性问题当面请教过哈贝马斯先生，哈贝马斯的回答是人权在法律和道德之外，是一个具有独立性的价值。一方面，法律判断引进了国家利益的概念，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遵从国家利益也是一种道德要求，是公共道德的体现。（2）基于人仅因作为人这一事实而被认为当然具有的权利就是人权（日本的宫泽俊义）。

人权本身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受到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因素的制约，人权是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实现的。该案涉及到两种人权需要在宪法范围内同时获得保护的时候，根据公共利益的要求，可以在两种受保护的人权之间设立优先保护秩序。

对此，原告于1965年11月23日向汉堡高等法院提起了上诉。进入 莫纪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人权 道德性 。

而在法律制度下，人权价值的取舍不完全受制于公共道德的要求，还要受到社会现实的客观性、国家利益、公共利益、自由目标等本体论、认识论等因素的制约，所以，人权的正当性不完全来自于道德评价，人权也具有非道德性。在罗伊案件中，德州法律对堕胎作了过于宽泛的限制，即没有区分妊娠早期和晚期的堕胎，只是将抢救母亲生命作为允许堕胎的唯一理由，而排除了堕胎所涉及到的其他利益，因此，德州法律违反了宪法修正案第14条正当程序条款。

该小说涉及到心理精神等社会条件方面的内容。当年的雅各宾原则，在现在看来，即使说它是自由主义的话，也变得非常温和的了。逻辑上可能存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合法的权利不一定符合人权的要求？为什么不能将符合人权的要求直接写入法律？为什么立法者要故意设计人权与法律之间价值冲突的制度机制？很明显，这样的问题对于上述观点所提出的学术挑战都是致命的。出版商认为，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违背了基本法第1条、第2条第1款、第5条第1款和第3款、比例原则以及法的安定性。

小说关于主人公个人生活的描写，有煽动读者情绪的愿望。他们认为，人权首先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权利，它所依据的，从根本上讲，是‘把人当人看待的道德原则，而不是国家的法律。

[2] 李步云教授上述论述，首先肯定了人权作为一种道德权利的特性，并且以应有人权来表述人权的道德性或者是道德意义上的人权。但在研究人权的道德性时，对于人权的道德基础的可靠性和确定性的表述，却很少有深入论述和探讨，因此，对于人权正当性和价值基础的研究，目前仍然处于比较粗浅的状态。

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作为原告的被上诉人养子的人格权保障应当受到一定限制，但是基于民法第823条第1款的规定，应当承认原告适格，另外上诉人所主张的艺术自由也应当受到制约。被告德州政府在诉讼中辩称：生命始于受孕而存续于整个妊娠期间，所以，怀孕妇女在整个妊娠过程中，都存在着保护胎儿生命这一国家利益。

足以保国家之安全秩序者也。第二阶段是在妊娠头3个月之后，胎儿具有在母体外存活的可能性之前，堕胎危险性增加，政府得以保护孕妇健康为目的限制堕胎，但是，限制手段只能以孕妇健康为必要。就其理论渊源来说，将人权过度地予以道德化，必然就会以道德的要求来构建人权的正当性基础和人权的内涵，由此也就会滋生人权问题上的价值冲突。实有人权指获得人权的可能性，而基于这种可能性能否实现具体的人格利益，则需要其他条件的辅助，与法定的条件是无关的。

该小说只不过是诽谤文书。因此，人权在法律判断的尺度内，首先要服从自由价值，而自由价值不能简单地归人道德的范畴，自由本身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属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范围，是道德伦理和价值论的前提，而不是相反。

因是二者之分，则立宪政体与专制政体不同之大要，已可略识而。他还对人权的三种形态的内涵做了非常精辟地论述：学界有许多种对于人权的分类方法，例如将人权分为国际人权与国内人权、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基本人权与非基本人权等等。

而国法者，实为国民共同生活之要件。因此，离开了法律来抽象地谈论人权的道德性，在理论上是很难找到落脚点的，人权的道德性服从法定性，故人权的非道德性是人权的重要特征，人权不能任意使用道德上的好人权、坏人权来简单地加以评析。